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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应对气候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和背后的宏观经济学起义

2020年01月03日 18:20:59 彭拜新闻

  2019年2月7日,华盛顿是个萧瑟的阴天,年轻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一袭绿装,被一群年长的议员簇拥。她在这里与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共同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同时在参众两院提交一份决议案,将一个名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构想正式列入国会议程。

  3个月前,这位年仅29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经济学优等毕业生和前餐厅服务员刚刚以绿色新政、全民医保、联邦就业保障、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等纲领在中期选举中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议员、一颗最明亮的政治新星。胜选一周后,她出现在青少年环境运动“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在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办公室的

  请愿现场

  发表演说,共同请求即将成为议长的佩洛西在国会推进“绿色新政”,让气候行动全面升级。此后“绿色新政”的媒体曝光和网络搜索量都直线飙升。

  绿色新政,这个得名于“罗斯福新政”的美国梦,不仅重塑了美国乃至欧洲对气候政策的想象,而且由于它需要巨大的公共投资,也促使一派源自凯恩斯主义的非主流宏观经济学思想向主流经济学发起正面挑战。

  

  2019年2月7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在“绿色新政”决议案发布会上发言。

  要气候行动,也要社会正义

  这份14页的决议案

  名为《认识到联邦政府创造一个绿色新政的责任》,计划提交参众两院投票表决,如果通过,它也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助于凝聚国会共识,是一个宏大政治愿景的第一步。

  决议案在开头,引用稍早联合国旗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实现控制温升1.5°C的特别报告和美国联邦科学家制作的最新全国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极端紧迫性,这意味着如果应对不力,人类将面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将受到重创,国家安全亦将受到威胁。而为了实现世纪末1.5°C的控温目标,科学界的权威评估指出人类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60%,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意味着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发生的时候,人类还只剩下11年来确保1.5°C目标不提前成为泡影。

  决议案继续指出,这只是美国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美国还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40年来,美国工资增长停滞,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劳动政策倾向于反劳动阶级,这些让美国面临着1920年以来最大的收入不平等,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的最初几年,1%的人收割了全国91%的收入。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缩短,对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来说,清洁空气和水、健康食物和充分的医疗、住房、交通和教育等基本需求都难以企及。而气候变化,已经并只会持续加剧这些不平等,美国的原住民族、有色人种、移民、去工业化和人口空心化地区居民、穷人、低收入工人、女性、老年人、无住房者、残疾人和年轻人,首当其冲。《决议案》将上述种种人群统称为“前沿和脆弱社群”(frontline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所谓“前沿”,离害最近之谓。这些社群,在美国历史上屡遭剥夺,又往往难以分享发展的果实,即便在挽救美国于大萧条、贡献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的诞生的“罗斯福新政”中,其中一些群体也被排除在外。而面对气候危机,和它向人类提出的尽快实现能源转型的任务,美国迫切需要一场堪比罗斯福新政的“绿色新政”,通过规模宏大的联邦政府干预和财政支出来促进可再生产业发展,同时创造“数以百万计”优质就业机会,从而首先解决美国面临的双重挑战,继而引领世界转型。这将是美国自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动员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和产业动员。

  具体而言,《决议案》提出:由联邦政府启动一个为期十年的全国动员,一方面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升级和维护,在2030年动员期结束时,实现美国100%电力来自可再生、零排放的清洁能源,并具备高能效、分散式的智能电网。与此同时发展清洁的制造业和运输业,提高建筑物能效,降低农业排放。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绿色新政创造高质量的有工会的就业机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机会,并确保受到能源和经济转型冲击的工人得到薪酬保障和福利补偿。其中或许最引人瞩目的,是它还提出向所有美国人提供就业保障(jobs guarantee),并附带 “足以支持家庭的薪酬”、充足的假期和退休保障。

  “今天我们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方位实现美国经济、社会和种族正义的议程。”奥卡西奥-科特兹在发布会上说。

  但是,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扩大社会保障必然会引发意识形态冲突。有记者问奥卡西奥-科特兹,是否担心这会大幅增加政府赤字,给特朗普和共和党提供口实,民主党将要搞大政府?奥卡西奥-科特兹答道:“我觉得这很可笑,因为现任总统试图把政府扩大到女性的身体(指反堕胎),希望扩大政府从而在我们南部边境上建设拘留中心,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离,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来扩大军费支出,即便我们没有战争要打或应该去打。所以,这不是谁在扩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服务于谁的问题,而我们选择服务于美国人民。”

  尽管修辞有力,但并不足以平息质疑。《决议案》没有涉及预算,也没有筹资方式的说明。尽管奥卡西奥-科特兹在6月表示预计10年总耗资“

  至少10万亿美元

  ”,但是2月发布会第二天Bloomberg上一篇

  评论

  估计每年将耗资6.6万亿美元,是联邦政府每年税收的三倍,是美国GDP的34%,文章的标题叫“绿色新政将让美国开支到湮灭”。同月,又有中右翼团体更把加码推上了10年

  93万亿

  之多,并将其换算成每个家庭的税收负担,好更准确地扣动普通选民的神经。这样的数据和修辞被不断重复。继而,右翼将绿色新政视为用气候政策外衣推进左翼议程的“特洛伊木马”;“务实”的声音则指出,应当将气候政策与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捆绑在一起必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

  3月,由于参议院民主党人

  抵制

  共和党人的程序操纵而拒绝投票,《决议案》未获通过。而同为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尚未同意为绿色新政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推进绿色新政立法。

  但是,绿色新政的提案无疑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和政界对应对气候变化途径的想象力和抱负。对公众来说,原来觉得应对气候变化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属于精英,与自己的直接联系可能是未来会征收的碳税——一种再怎么也算不上令人愉快的代价。而绿色新政则,不再是关于税收而是政府支出与工业振兴,不是关于精英行话而是关于普罗大众的新的权利和福利,因此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尤其是年轻人。在它的启发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实施

  自己的绿色新政计划

  。它也深刻地影响了民主党的选战。在迄今26名民主党2020总统候选人中,

  18名表示支持《决议案》

  。它也

  被认为成功

  刺激了民主党候选人大幅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价码。

  伯尼·桑德斯在8月推出的气候纲领

  提出联邦政府在十年的动员期中投入16.3万亿美元,寻求到2030年让美国的电力和运输系统实现完全零排放,到2050年整个美国经济实现摆脱化石能源,与此同时,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从而“终结失业”。

  绿色新政的立法也在继续推进。2019年11月14日,桑德斯又与奥卡西奥-科特兹联合提出了一份新的法案

  《公共住房的绿色新政法案》

  。它与《决议案》中的愿景相契合,再次将气候政策与公共福利政策结合在一起。它提出以172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对美国全部120万套因政府投入欠账而年久失修的公共住房进行翻修和升级,提高其能效并建设就地可再生能源设施,由此产生的减排效果相当于减少120万辆燃油汽车。与此同时,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特兹预计该法案每年创造24万个就业机会,而且,它们尽可能被提供给居住在这些公共住房中及其邻近地区的低收入者。

  绿色新政不仅是一个美国梦,而且也得到了国际的回响。英国工党在2019年4月提出要开展一场“绿色工业革命”,政府推动的经济转型与社会正义相结合的路径,与美国的“绿色新政”若合符节,但汲取了自己的历史资源。同月,前希腊财长、政治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卫报》

  撰文

  提出实施一场“国际绿色新政”,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范式从气候谈判的那种以自我牺牲为前提,因而国国有动机推卸责任的“囚徒困境”,变为效仿二战后重振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各国相互配合加大投入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在应对气候危机的同时终结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欧洲国家普遍公共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共享绿色经济转型的果实。他认为,以财政平衡、“量入为出”为信条的紧缩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困顿,仇恨排外政治的抬头也肇端于此。在

  10月的另一篇文章

  中,他警告一轮新的衰退正在来临,一场绿色新政是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

  可以说,无论是何种版本的“绿色新政”,都涉及双重的“从节制到扩张”——从把注意力集中在“节制”各国的排放量,到“扩张”新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从财政的“节制”(紧缩),到财政支出策的扩张。而绿色新政构想的来源,要从这个词在上一次被密集讨论说起。

  金融危机中的“少数派报告”

  有可能最早使用“绿色新政”这个概念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他是《地球是平的》的作者、自由放任全球化的鼓吹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在2007年初的一篇

  评论

  中提出应该实施一个“绿色新政”,来推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实现能源转型,同时刺激经济。同年秋天,一个由经济学家、财税学家、记者编辑、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小团体在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安·佩提佛(Ann Pettifor)在伦敦的公寓里频繁聚会,讨论如何规划一场“绿色新政”。佩提佛在2006年曾以《迫近的第一世界债务危机》(The Coming First World Debt Crisis)一书预言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们的报告在2008年7月发布。他们预见到,正在降临的这场金融危机可以与30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而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不断上升的化石能源价格提供了一场“完美风暴”带来一场新的“新政”,在应对这多重危机的同时改造制造了这些危机的世界金融体系,使其重拾公共性,服务于大众福祉。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用公共财政拯救制造问题的银行,美欧央行进一步将利率降到趋近于零试图恢复市场的借贷信心,又先后利用非常规手段“量化宽松”(央行用新增货币向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向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输送大量货币,希冀它们能够积极借贷或投资从而激活经济。可是,经济一片萧条,利率却探底,机构虽有了钱但不愿借贷或投资于实体经济,宁愿用它购买债券和股票等资产,推高了其价格,使富者益富。原本是希望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涓滴效应”流经金融系统润泽整个经济,不想却成了“推绳子”——对一头的推动影响不到另一头。但不管怎样,全球经济病人得到了挽救,但却是带病延年。经济止跌回升,失业率得到控制,但工资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扩大。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创造的宽松的借贷环境下,欧美上市公司纷纷用向银行借来的钱回购自己的股票,从而炒高股价,增加股东收益,却不愿投资于生产与创新。研究股票回购的

  经济学家William Lazonick

  认为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没能率先开发出5G的原因。

  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开始勒紧裤带。2008年后,欧洲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刺激之后,转而开始听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诲,向已经深陷萧条的经济施加财政紧缩政策,因为据说这会让私营部门预期未来的税负和利率都会更低,因而对未来更有“信心”。这套逻辑被称作“扩张性财政紧缩”——政府花钱越少,民间投资就越多。而美国本就崇尚“小政府”,在危机爆发后短暂的财政刺激后,美国从2010年也开始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紧缩政策拆除社会安全网,使在经济危机中生活已经陷入困境的普通人陷入更深的困境,引发了抗议和骚乱,乃至如今排外政治的抬头。不仅如此,紧缩让成千上万普通民众手头吃紧、消费不足,因而延缓了经济复苏。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严重不足——在美国,净公共投资(投资减去折旧)只占不到GDP的0.5%;在欧元区,这个值十年来持续是负数。

  2008年金融危机与美国大萧条时的相似。两者都是因为全民过度举债投机遭遇崩盘后陷入深度恐慌,社会对经济的信心崩溃,造成银行系统停摆,经济陷入严重通缩。罗斯福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下选择“反周期”行之,通过加大政府支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它通过在公共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把断裂的货币经济链条重新接续起来——让一部分人有钱可花私营企业的产品就有了销路,继而带动更多的就业,继而是更进一步消费和生产的循环。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公共工程,则服务于此后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或实现了环境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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