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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一个冰花男孩要多少钱?黄有光:没想象中那么高

2018年01月12日 09:52:57 网易研究局

  作者|黄有光

  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1月9日,云南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因当天气温较低,家离学校很远(4.5公里),走路上学沾染冰霜,成为“冰花”男孩,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新华社记者吉哲鹏认为,“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划。”

  对贫困与苦难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显示人们还有“恻隐之心”。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在一个甲子内,受到几次摧毁人们道德的大灾难,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对“小皇帝”的培养、改革开放对过度物质主义的加强等,人们还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是令人鼓舞的。不过,在恢复正常道德水平上,还需要再接再厉。(详见拙作《快乐之道》第12章。)不过,笔者是搞经济学的,本文主要在于论述,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可能过分强调除贫或减少不平等的成本,而忽视其利益。其次,本文也指出,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用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

  经济学者高估税收的成本

  传统上,经济学者(包括James Meade 1964,James Mirrlees 1971, Arthur Okun 1975/2015)强调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要增加平等,必须牺牲效率,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行政等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多向富人抽税与多补贴穷人,会减少人们多赚钱的激励。这是包括左中右派几乎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然而,这结论是基于在没有税收与补贴的情行,经济是处于最优的假设。这假设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成立。这是因为:

  1. 绝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务)的生产与消费都有很大的环境破坏作用。

  2. 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攀比的相互抵消的竞争,在个人层次有利,但在社会层次无效。

  3. 对钻石性物品征税,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也没有。征收100亿元的税,负担不是130亿元,也不是100亿元,而是0元。(由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87年的一篇文章论证。)

  4. 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多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真正的快乐,使金钱上的成本,未必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福祉或快乐)上的成本。(关于这些论述,请参见笔者于12月27日在本栏的《特朗普太重视GDP: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一文,与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税收与其说是有扭曲性的,是减低效率的,不如说是有纠正性的,是增加效率的。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

  增加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使不考虑笔者的上述观点,近年的研究也发现,增加平等除了也有人们大致知道的减少犯罪、增加社会和谐等作用,甚至也有增加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见如: J. Mokyr在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的文章。)

  包括Solar 1995; Greif与Iyigun 2013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英国的贫民法大致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它减少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损失者的抗拒,减少社会不安。包括Lindert (2004, 2009) 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也论证,政府的福利支出(及其所需要的税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大致上利益与成本相当,使“福利国家”成为免费午餐。如果考虑对平等的贡献,福利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应该增加。一些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并不是太多福利,而是太多政府债务。北欧国家福利更多,但大致并没有问题,反而长期在快乐指数上,领先全世界。

  一个有关因素是,在现代的经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越来越重要。在物质资本比较重要的从前,不平等使富人的储蓄增加,因而通过物质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现在,平等增加教育的普及,通过人力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详见Milanovic 2011)。去年的一篇文章也论证,在大多数情形,减少贫困的税收政策增加经济增长(Biswas et al. 2017,p.724) 。

  在中国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加上政府在除贫方面的努力,贫困人口大量减低,成绩斐然。现在我们认识到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利益很大,而其成本实际上并没有传统经济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大。因此,我们应该加大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力度,使像冰花男孩之类的事件较少发生。

  用有效率的方法增加平等

  不过,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法,表面上很公平,实际上很不公平,一个人只靠幸运,就能获得值几十万元的利益,哪来的公平?获得车号的未必是很愿意的购买者,实际上是很没有效率的方法。用拍卖,买者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够获得,社会也得利(拍卖的收入)。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一个人是否穷,是看其总购买力,不是看他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因此,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加强力度。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例如只对富人征收环保税,实际上也有反激励作用,而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为使有些人不进行足够的环保,因而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因此,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元就是一元。这样,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可以使所有收入组的人们都得利。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元约等于富人的16元,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证明一元就是一元。(详见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4.7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于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作者黄有光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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