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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 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能达到1万美元

2017年11月14日 11:27:10 UC头条

  11月2日晚,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做客“人文清华讲坛”,与上千名现场观众分享了中国经济新时代的特点和新愿景,以及要用怎样的新思维来迎接这一崭新的时代。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这张照片是经管学院校史纪念馆里必须要有的,是经管第一届本科生即1980年班的合影。照相我从来都喜欢站在最边上,所以经常编辑人员把我那边给切掉,因为实在是不好看,最边上就是我。

  我特别感激清华,我的人生完全是被清华所改变的。37年前我是跌跌撞撞进的清华,再考一遍肯定进不来了,清华现在的名气比我们37年前可大多了。我高中时,四川当时是人口最大的省,我们那个专业一共招两人,我们同一所高中就有一个分数比我高的同学报了同一个专业,清华肯定先录取他,顶多就留下一个名额给我。我到现在有时候还做恶梦,我觉得清华怎么会录取我?!

  当年入校以后,为了了解大家的数学水平,举行了一个数学摸底考试,我特忐忑,是不是清华要把一些考试不太好的同学给踢出去啊?我很紧张怕会被踢出去。所以我非常感激清华,当时读清华的时候照相站在边上,从来没想到能够来清华的新清华学堂跟大家交流。反过来想,我觉得清华当时录取我恐怕也不亏,为什么不亏呢?没让老师们操心啊,也不用什么重点培养,没占用学校的宝贵资源。

  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个话题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挑战,需要怎样的新思维,这是我们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之后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重大话题。

  中国经济新时代三大特点

  中国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我总结了三个比较有意思的新特点。

  1. 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

  第一

  产品量巨大

  第一个特点看这张图,这么多共享单车几乎是一夜之间蹦出来,它反映了中国人生产自行车的能力是很强的,甚至过剩。事实上咱们国家自行车的生产量在全球至少占了一半,而且生产能力还用不完,所以中国经济的第一大特点我总结是: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

  这张图画的是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经济体刨除服务业,包括刨除金融业、律师服务业等,非常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产品的产量。蓝线是中国经济,实体经济规模5.5万亿,远远超过美国。2001年,本世纪初时,美国的实体经济是咱们的3.7倍,日本的实体经济比咱们还高一点。但现在,咱们实体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的1.3倍,不是多一点儿,而是比他多了30%,而日本整个经济的规模,自从2010年被中国超过之后,现在只剩下不到中国的一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

  事实上与“一带一路”类似的想法,美国当年的国务卿希拉里早就提出来了,比咱们习主席还早几年提出。但是,假如美国人搞一个新丝绸之路,他怎么玩呢?肯定给不出产品,给不出水泥、钢铁,他们也肯定不到哈萨克斯坦修铁路,他们也许会说:“我给你点钱吧,你拿我们的钱买哈佛大学的咨询吧!”他的实体产品产量远远低于中国。

  第二

  储蓄过剩带来管理挑战

  第二个特点,咱们的储蓄非常多。

  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团队花了13年时间,研究了北宋、明朝、清朝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发现从北宋到明朝、到清朝,增长速度每年也就是0.3%左右,当时储蓄好的年份是3%,经常是负储蓄,为什么?打仗了,来了灾年了,为了保命把耕牛杀掉吃,那是负储蓄。所以今天中国经济储蓄非常多,储蓄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之源。

  日本人当年怎么兴起的,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1894年就开始和中国打仗了,1895开始搞《马关条约》了,割走了台湾,当时我们《马关条约》赔给日本的银两,相当于日本每年财政收入的6.8倍,的确对日本当年的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日本经济学家仔细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日本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扩张。

  但中国不是这个情况,中国靠的是储蓄。谁在储蓄?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

  这张图上是一个江苏的公交车司机,收入不算高,公交车司机也不可能去贪腐。但人家有宝马梦,有了钱不吃、不喝、不去卡拉OK、不去网购,就是攒了存银行,最后买了宝马车。整个买宝马车的过程就是一个储蓄过程。中国的储蓄一大部分是百姓辛辛苦苦攒出来的,我们没有对外扩张,我们并没有抢别人的东西,不像当年日本。

  另外股民朋友也是中国储蓄的重要贡献者。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股市高高低低,这17年,大概平均每年3%左右的回报率,不算高。为什么股市起不来呢?原因非常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上市公司挣了钱不分红,我们的分红率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上市公司事实上挣了很多钱,用行话说是企业未分配利润。还有其他没上市的公司,他挣了钱不分配利润,也是中国经济的重大储蓄来源。这称为企业储蓄。事实上企业储蓄的比重比百姓的储蓄还多一点,中国整个的国民储蓄一半以上是企业储蓄。

  我们不仅储蓄高,而且这个储蓄在国内还没有用完。尽管现在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非常高,增长速度一般都超过整个GDP增长速度。比如去年,去年是经济增长速度不算快的一年,但是我们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也超过8%。尽管很多人批判中国经济投资过度了,但是还是没有用完我们的储蓄。怎么办呢?资金出国了,一部分借给我们的“穷兄弟们”,比如我们去埃塞俄比亚修铁路,并暂时获得他的经营权,这资金也是来源于整个中国人民的储蓄,是对外的、未来的现金流的索取权。

  此外,中国的百姓,一年1.2亿人次出国旅游,接近咱们人口的1/11。中国百姓有相当一部分出国去买房子,这个本质上也是中国储蓄的外流。

  储蓄在经济学里有一个简单的统计方法。过剩的储蓄通过什么形式消化?一定是我们的产品自己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了,出国去卖了。所以每年我们都有经常账户的顺差,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贸易顺差。比如说美国人买我们的外贸产品,我们并不是白给,通过交易我们获得了美元。这个美元就是我们对美国人的房子、企业、他的其他金融产品的未来索取权。所以我们过去十几年都在不断累计对美国的、对其他国家的索取权,这个总额在过去这十七八年累计达到2.8万亿美元。2.8万亿美元可以买两个澳大利亚的股票市场,英国的股市基本上可以买下来85%,美国的纽交所股票能买15%。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这也是很大的挑战。这笔钱,2.8万亿美元之巨,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压力。如果管不好,如果投资失败了,就等于浪费了人家的血汗钱,那我想我们的后人一定会骂我们的,所以要正视这个挑战。

  2. 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

  新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

  第一

  劳动力价格上涨,但资本和资金相对充足

  现在一些重要的电器生产商已经开始用无人车间,见不到人,全是机器。再比如现在方兴未艾的快递业,20年前送快递,一定是磴着三轮车,现在是汽车、厢式火车,不比美国的UPS差。无人车间的使用说明中国的资本量现在大幅度上升了,每一个工人的背后跟着机器、跟着设备,跟着劳动力的工具大幅度上升了。

  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资本存量,就是设备,是300%以上的增长,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资金,也就是存款,涨得更快。当然现在国家管控金融风险,不许乱贷款,但是原则上这是可以用来贷款的量。如果算上贷款,那就是7倍以上的增长。这说明劳动力贵了,但资本已经不贵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国家,相反我们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

  同样的,土地价格,过去十几年翻了一番,土地价格上去了,资本的相对成本下降了。此外,环保的成本也上涨了。我小时候喜欢汽车,就喜欢闻汽油味,看到烟囱冒烟,觉得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更需要蓝天、白云,所以环保的标准上去了,所以大量高污染的工厂要被炸掉。

  第二

  获得技术已经不难,资本不再短缺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变化呢?现在京东已经在试验用无人机送货,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中国经济的技术获得能力已经很强,技术不再那么昂贵。这张图反映的是中国现在的专利量,中国现在发明专利的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现在获得技术已经不难,资本也不再短缺,这给许多投资人带来了难题,以前拿着钱,一个技术买下后可以垄断若干年,现在资金不缺,相对而言技术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投资人的日子现在不好过。

  3. 国民的需求高端化、多元化

  中国经济目前的第三个特点是,进入新时代,国民的需求高端化、多元化。我们小时候都是像养猪似的养大的,现在一个孩子两三个月嫂看着,高端需求明显多了。

  高端需求国内满足不了就出国去消费。美国有个“黑色星期五”,11月第三个星期四,过完感恩节,早上买东西,门一开,中国的旅游者排在第一个,争着往里冲,保安拿着对讲机喊:“不得了了,注意安全啊!”这就是中国消费者给人家的冲击,这也是高端需求国内或没有满足、留不住的一个挑战。

  现在宝马汽车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超过了美国的使用量,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热卖的车型是中高端车型,而在美国反而是低端车型。这反映出中国的消费在升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GDP的47%,每年能够上升0.7%至0.8%,消费这几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怎么能够满足高端需求,从而让经济升级,而不是把他们推给国外?怎么能够让产业升级,把这些不断升级的需求留在国内,让中国经济不断成长?这是我们中国的挑战。

  中国经济新愿景:2020,2035 和 2050

  中国经济的未来怎么样?十九大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雄伟的、非常值得期待的蓝图,我们把他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描绘一下。

  1. 2020年收入水平提高

  第一

  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

  第一个节点,2020年。经过我们清华团队最近的测算,按照2016年的美元计算,2020年我们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1.2万美元

  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远不止收入水平这一项。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27%至30%左右。人均1万美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坎,全球人口70亿左右,全球GDP约70万亿美元,所以平均每个人1万美元。因此到了2020年,我们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我们迈入了平均水平之上。

  全球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很高,但是有大量的地区,包括非洲的穷兄弟是很穷的,两极分化。所以2020年,当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可以使全球不平衡的格局大大改善。

  第二

  全面消灭贫困

  2020年绝对不止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从过去非常贫瘠的农村,要转向现代化的比较富裕的新农村。

  2020年还要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等民生问题。

  为了2020,我们要努力。

  2. 2035年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30强

  第二个节点,2035年。2035年,十九大描绘的蓝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层面上而言,我们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30强,而且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0%。这个意义很重大,按一般的发展规律,只要人均GDP到了美国的50%,经济就比较稳定,而且我们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2倍以上。

  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跟西班牙差不多。老百姓收入水平高了,心态也变了,不那么着急了。所以2035年,国家提出现代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水平的提升,还有民主、法治、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百姓的心态,都要跟上,这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3. 2050年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

  第三个节点,2050年。2050年,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收入和法国差不多。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70%,GDP总量是美国的2.8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前景。当然2050的发展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不断进步,我们的法治、民主、文明建设得更加美丽。

  2020、2035、2050,这些美好愿景的算法,会不会太乐观了?其实这个算法我是非常保守的。比如达到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标准,只要我们在前面的13年按照5.5%去增长;然后接下来的10年按4%增长——4%是最近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发展速度,不算很高;然后再接下来最后那10年按3%增长——3%不算什么,美国也有几年增长速度达到3%;按5.5%、4%、3%这个标准区间发展,不用着急,一定能够达到这几个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发展愿景。

  中国经济新时代六大挑战

  习总书记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做出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1. 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第一

  拉美、东南亚式的国际收支危机

  最重要的一点,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当时的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砸锅卖铁,老百姓金戒指都卖了,非常牛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也卖给了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所以金融危机一来,整个金融体系会伤元气,好的企业也得不到融资。当年泰国也是这个情况,金融危机来了,泰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好的公司得不到融资。

  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拉丁美洲国家、当年的东南亚国家包括韩国都是这个情况,别人忽悠他们,借钱给他们。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好像经济不太靠谱,你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是储蓄大国,我们从外面借钱是非常谨慎的。发改委有一个外资利用和境外投资司,地方政府和企业借的每一笔大额外债都是它审批,这样的严格管理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性。

  第二

  必须提防2008年美国式金融危机

  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己没搞好,金融体系过分贷款、过分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你买我的、我买你的,自娱自乐,觉得还不错,突然一天金融危机就来了,觉得金融资产不靠谱,都去抛售,这一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很多借了钱买资产的公司破产,一破产金融体系就开始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

  举一个例子,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2008年9月份,做实体经济而且本身经营很稳健的福特汽车厂发不出工资了,美国福特汽车厂每次发工资手里没现金,因为4S店的汽车钱还没有到,必须去市场上发票据,金融市场出问题,票据发不出来,结果工资发不出来了。当时很多人怀疑福特汽车厂也会倒闭。

  金融危机的第二种情况是,金融体制出了问题,贷款不利,投资决策不利,你吹了泡沫,当时金融从业者过分地激动,自娱自乐,突然一下子就完蛋了。很有意思,金融危机一般发生在秋天,1987年10月份,美国股市星期一跌了22%,这次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1998年9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也是在秋天。他们当时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相对东亚国家会下降,但是赌错了。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参赌,也都赌错了。

  金融危机千万要不得,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加强监管。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清醒,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强调,一定要严防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就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日本的问题也是在此,上世纪90年代末,资产泡沫破裂以后,到今天都没有翻过身来。

  第三

  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

  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约合23万亿美元,而我们央行手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现在的换汇制度,只要有5%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资金跨境的流动恐怕都需要管理,绝对不能听一些所谓的国外主流学者、经济学家的忽悠,这条线是不能碰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银行存款和现金逐步转换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债和国债、地方债,使流动性下降,那会稍微好一点。

  2. 大国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第二件事情,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有很多表现,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他们和经济发展不配套。

  就经济层面来讲,我们现在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北京有像央视大楼这样的现代化的建筑,但这些现代化的建筑被包围在雾霾之中,300公里之外唐山的钢厂冒着烟在生产钢铁,全国23%焦炭的生产分布在北京方圆500公里范围之内,雾霾问题没有才怪!这是一种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必须是京津冀一体化。

  这张夜晚灯光图反映了江苏和安徽用电量的差异。这两个省紧挨着,情况完全不一样。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平衡。

  怎么能够平衡起来呢?不要害怕这个现象,不平衡恰恰是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事实上安徽省正在崛起,两年前李克强总理把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请到了自己的老家安徽省,举行了两国总理的会谈,就是要给德国的领导人看一看安徽省蓬勃发展的局面,现在安徽增长速度确实是非常快。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生产力要素,要流动起来:或者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从安徽逐步挪到江苏省,我们作为大国不像当年的韩国、日本,他们的起飞完全靠出口,我们大国就有这个流动的优势。所以发展不平衡的地方既是挑战也是增长点。

  3. 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现在北京快递员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比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包括金融系毕业生的起薪多1倍。但是我也挺担心他们的,他们是最应该有忧患意识的群体。因为未来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说到底,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要效率上去,你不能说周末不休息了只加班,那种模式不可持续。效率上不去,还是拼不过人家,德国人从来不加班,但他们生产的汽车全世界受欢迎,尽管成本高,但是质量好。所以未来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对标东南亚,对标印度是不行的,他们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了。未来,快递小哥、在工厂里打工的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这是关键。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快递小哥们会不会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取代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工作就被机器取代了,届时上百万的快递小哥怎么就业呢?一定是教育、教育、再教育。不能说给快递小哥一点钱,就能够让他过好日子,给钱、给补助是不行的,人不工作、不参与社会的活动,他再有钱也不舒服。所以一定要提升劳动力的素质,适应未来需要。

  另一个前景就是提升未来的人跟人之间的服务能力。我不相信人工智能能够代替养老院的护士照顾老人:护士得跟老人交流,她得会背唐诗宋词,得会讲点国外的事,她还得负责对老人心理进行安抚。未来心理咨询师会是重要的行业,这也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这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今天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42.7%,至少数量上是很高了,质量也不差。清华大学的工科,连续很多年都被美国人排到第一,超过MIT。我们清华培养的工程师,毕业就可以干活,工资也远远比美国人的低。

  但是我们现在短板在哪里?在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包括快递小哥,收入很高,大量的学生初中毕业赶紧去就业,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将被机器替代,还没有意识到必须转变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点对应的政策,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要多学点软的技能,包括心理学、历史、外语等内容,这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政府与市场同向使劲,比如说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政府也必须给相关的家庭提供经济激励,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经济动力去读书,而不是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工资日益高涨的打工大军。企业也必须有激励,多雇佣短期来看工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简单的年轻的初中毕业生。

  4、合理应对老龄化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应对老龄化。人口老龄化,这是中国特色,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来解决。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两天,现在我们这批60后总的来讲比我们父母那一辈身体健康一点,到我们60多了还愿意工作,就别强迫我们退休,愿意干就干,这是第一种最好的情况。不愿意干,高高兴兴的也行,别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可以跳广场舞去,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这是第二种机制设计。

  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生活,如果身体健康还好办,最怕的是健康出问题,长期住院,给社会、给家庭带来包袱。所以一定要健康。清华大学高度重视体育,这很好,但体育好不等于健康。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5. 新型开放发展战略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所以必然要走出去投资。投资的学问很大。投资,不仅不能浪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获得好的回报,而且要对世界做出新贡献。“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支持周边沿线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兄弟国家搞建设,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恐怕也是一个世界梦,这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投资,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的。安邦曾斥资19.5亿美金购买华尔道夫酒店,有一次我问华尔道夫曾经的老板:“你坦率告诉我,你有没有多赚中国人的钱?”他说:“我确实多要钱了,如果不多要钱对不起我的股东啊!”多要多少钱呢?大概是未来四五年他们赚不到的钱。总之中方多付钱了。所以走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钱多、人傻,不能被世界笑话。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多给人家钱,别人反而会瞧不起你,会认为你傻,认为你不精明。

  6.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理论

  如何从中国故事上升到中国理论是我们的第六个挑战,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耍赖了、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特朗普甚至说:“你们是非公平贸易。”面对这种情况,需要讲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要吃亏。

  第一

  欧洲经济学发展: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西方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借鉴。英国人1775年开始搞工业革命,同一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人人都受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可以很细,每个人都发挥效率。亚当·斯密给英国的时代不仅创造了理论,还创造了一种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

  他的继任者,大卫·李嘉图,犹太人,炒股开始发财,后来进入英国国会,之后到英国大学当教授,也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摇旗呐喊,说自由贸易最好,自由贸易人人都受益,自由贸易的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其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的、思想层面的根据。

  马克思,德国人,父母是犹太人皈依了新教,他研究《资本论》,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奋斗了几十年,他的结论有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认为的那个制度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的矛盾。马克思的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他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指导了这么多年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和理论。

  凯恩斯,英国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1933年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凯恩斯作为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在地上雇工人挖个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钱了,这样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他的思想在哲学层面上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一战结束时,凯恩斯作为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思想者,倡导英国跟法国应该给战败国德国留生路,可惜决策者没有听凯恩斯的。英国、法国,拼命挤压德国,把德国推向了极权主义独裁的死路。二战结束前夕1944年,凯恩斯带领英国的团队应邀到美国去构想1945年战后世界的经济大格局,讲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国当时已经是明日黄花,美国是世界霸主,堂堂的凯恩斯,说不过美国的国务卿怀特,怀特方案最后被采纳。所以实力跟理论必须匹配。

  第二

  美国经济学走势:技术很强大,但没有重大的原创思想

  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也非常有意思。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没有出经济学的大家,没有出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美国是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搞自由贸易,说得过去,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站出来为自己辩护,直到二战结束才改变局面。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他算是成功的,但是思想上继承了维也纳学派,应该说不能算原创。

  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的教授,阿尔文·汉森教授,把凯恩斯主义引入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可见当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还是落后的。他的学生萨米尔森,犹太教授,奠定了现在很多经济学的基础,技术层面非常强大,建立了现在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但哈佛大学当时有一个规矩,不能雇犹太人。于是他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离哈佛大学坐地铁有两站远,在那里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萨米尔森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完美者,但是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起,称为古典综合。萨米尔森的侄子萨默斯,清华大学的荣誉教授、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美国财政部前任部长,以前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一步一步地发展。总体而言,称得上成功,美国搞经济学的人多,技术完善,非常强大。但是坦率地讲,思想层面有点土,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还有后来的熊彼特。

  第三

  日本经济学的悲情故事:没有学到西方精髓 缺乏创新

  最悲情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持续了将近30年?我愿意分享一个观点,也许有争议——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缺乏创新。所以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日本的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辩论、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是官员。

  当年我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班里好几位日本同学,我发现读了两年,好不容易考完资格考试了,第三年就不见了,我就问下一届的日本学生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人回去是为了保住工作位置。原来日本财政部规定,如果离开日本超过两年的话,在财政部的职位就会被取消,所以日本财政部里面的博士非常少。因此日本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就讲不清楚。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倒霉的是日本,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能够把这个钱还回来,但是日本人坚决不敢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日本建议由他们掏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来营救亚洲国家,希望把这些国家扶起来之后他们能还钱给日本,就像美国人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坚决不行,一定要按照IMF、一定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统一步伐行动,日本人什么都不敢说,就这样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第四

  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

  所以中国的同仁们,年轻的朋友们,清华大学的同学们、老师们,我们责任重大,中国未来的发展,在2035、2050不仅要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美国会出问题?为什么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些在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第六个挑战,就是要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

  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严复先生,福建人,北京大学前校长,1902年翻译《国富论》,是第一个翻译《国富论》的人,100多年前能翻译这样的著作,非常不简单。

  王亚南先生,湖北人,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先生基本上没去过日本、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翻译了《资本论》。

  孙冶方先生,江苏无锡人,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在前苏联留学学的《资本论》,回来倡导要运用价值规律、运用市场规律,要发展经济。

  潘光旦先生,清华大学的骄傲,开辟了中国现代的社会学。

  陈岱孙老先生,福建人,我们清华大学毕业的校友,在威斯康辛大学学的本科,又到哈佛大学学了经济学博士,之后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期任教。

  陈达老先生,清华大学社会学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中国人口学的的奠基者。

  很有意思,在这些前辈里南方人居多,这并不是说现在北方人学不好经济学,而是因为中国很多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从南方开始的。

  清华大学历史上有光辉的过去,我们的初衷是办好中国的教育、我们的初衷也是将中国的现代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发扬光大,我们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清华的使命。所以同学们、老师们,2035、2050,伟大的、美好的宏图在我们前面,清华的学子,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子,需要有使命感,必须在这些方面要勇于创新,这才能够做出我们清华人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清华人责无旁贷,必须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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