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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亿移民劳动力: 让不让他们的孩子在城里上学?

2017年11月07日 10:30:38 UC头条

  每年中国的农历春节前后,都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春运”大潮。大年三十之前,在异地居住的打工者们,会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回到自己的老家。差不多初十~十五左右,这些打工者们又会浩浩荡荡的回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中。

  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农村户口)在城市里打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经济研究院孟昕教授指出,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大约分别为8亿和6亿左右。因此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中国的城市居民人口数量大约占到全国人口数量的57%左右。

  同时如果按照户籍来算,中国大约有9亿的农村户口和5亿左右的城市户口人数。因此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绝大多数(64%左右)的中国人还都是农民。

  基于这两个数字,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大约有3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打工。

  另外一项研究(Yang et al, 2016)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2.6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村去往城市,在自己出生的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

  不管是2.6亿还是3亿,这个数量级别的移民劳动力,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国际移民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

  移民劳动力对于中国的很多大城市来说,已经不可或缺。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居住的居民肯定有这样的感觉:每逢过年假期的时候,城市中好像经历了一场“生化危机”,不仅街上空空荡荡,而且很难享受到平时习以为常的各种服务。

  但是这2.6亿~3亿的中国人,却都面临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中呆不长。

  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大学本科毕业生,都很难拿到落地户口,更别说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打工者们了。由于没有户口,他们在自己打工和生活的城市中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不管是租房买房、看病医保,或者子女上学,这些打工者们都面临比城市当地居民更大的困难。

  这样的情况导致下面一些现象发生:

  首先,没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要显著低于本城市的居民。孟昕教授的研究(Meng, 2012)发现,即使控制了诸如年龄,工作经验,学历,健康程度等多种因素,农村户口劳动力的收入还是要比城市户口劳动力的收入低40%左右。

  这些劳动力的收入比较低,背后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平均来讲,农村的教育水平不如城市。即使大家都有相同的初中或者高中文凭,从农村地区毕业的学生,其掌握的基本技能不如城市中同等水平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第二、用工单位有“隐性歧视”。他们看到来自于农村地区,没有当地户口的求职者,知道这样的劳动力比城市户口居民要求更低,因此更可能开出比较低的薪水。

  其次,很多在城市中没有户口的“漂泊一族”,到了40岁左右就不得不离开自己工作的城市,回到老家。

  上图来自于孟昕教授的研究论文(Meng, 2012)。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农村去城市的打工者,主要集中在18~25岁年龄段。在30岁以后,外出打工的人口(男女皆同)比例开始显著下降。40岁以后还在异地城市里打工的劳动力,已经属于少数。

  这些劳动力回老家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老人”和“孩子”上。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需要人照顾。把老人接来城市看病,有异地医保和住房条件等现实问题。因此更可行的办法,是孩子自己回老家去照顾父母辈。

  同时由于打工者的孩子在城市中没有户口,只能回到老家参加中考和高考,这就导致孩子需要被送回老家上学。这两个主要原因,导致这些大量的劳动力,在远远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城市。

  再次,中国在2000年~2009年之间,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快,让人感觉中国可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但根据孟昕教授(Golly and Meng, 2011)的研究,表面上的劳动力短缺,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户籍制度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如上文所说,这些没有户口的劳动力,在40岁上下就不得不离开自己工作和居住的城市,回到老家去。

  从经济上来说,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第一、他们还远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在生产率上面正处于年富力强,又有经验的巅峰时期。其次、他们回到老家,从事的可能并非是自己最擅长或者积累了最多经验的行业,以前积累的人力资本白白浪费了。再次,在城市中,又有不少行业发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推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让人误以为中国的劳动力不够用了。

  在我和孟教授的对话中,她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蓄水池”比喻来帮助听众朋友们理解这个问题。

  假设城市中的劳动力是一个蓄水池。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但由于上文中提到的那些原因,同时也有不少“年迈”的劳动力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当离开的劳动力数量超过进城的劳动力数量时,我们就会看到城市中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发生,并由此推高了劳动力工资水平。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孟教授在论文中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从政策角度改善这些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状态,延长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时间。在医疗,孩子读书等问题上,他们应该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果能够将这些劳动力在城里的居住时间拉长7~10年,那么就能有效解决城市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我向孟教授指出,在大城市居住的居民,很多人都会抱怨房价高,交通拥挤,入学困难,看病困难等典型的大城市病。因此现在很多大城市都进行人口限制。比如,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这些宏观调控目标,和上文提到的增加城市中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是否矛盾?

  孟教授的观点是,应对大城市病,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比如东京都市圈,有接近4,000万左右的人口,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4,600多人。这个例子说明,通过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在基建、房地产、配套设施等方面做足功课的话,我们是有能力管理人口更多的大型城市的。

  我又向孟教授指出,很多学者呼吁政府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让农村人口自由的在城乡间流动,或者选择去城市中安家。但是口号喊了这么多年,却不见任何变化,可见在现实中,户籍制度改革面临很多阻力。展望未来30年,中国人有没有可能实现不再被户籍捆绑的愿望?

  孟教授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讲,有净劳动力流入的地方政府没有动力进行户籍改革。对于那些一线和二线城市来说,他们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到青壮年劳动力供给。而这些劳动力,在年纪大了以后,都会离开这些城市回老家。因此从这些城市的角度来看,他们享受到了年轻劳动力带来的好处,却不用为此付出像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成本,实属一笔不吃亏的买卖。没有政府官员会想要主动杀死这样一只下金蛋的天鹅。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员来说,如果他提议拨出一部分资源去解决“外地人”的教育/医疗等问题,也很可能会招致当地利益群体的反对。比如有些父母可能会觉得外地孩子把本地孩子上好学校的机会抢走了,或者医院里本来病床床位就很紧张,还要和更多的人抢。这些因素都是户籍改革很难推进的潜在原因。

  因此,要想看到户籍制度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可能非要中央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并且拨出必要的资源。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比很多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孟教授也指出,目前让她比较担心的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问题。上文中提到,很多进城务工的打工者的孩子不得不回到老家去上学。平心而论,国家政府对于教育的支持非常重视,因此很多学校的硬件设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没有老师肯去农村地区工作,因此这些学校的师资力量相对来说就要薄弱很多。这就直接影响了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影响了在那里上学的孩子的能力培养。

  因此孟教授呼吁,我们应该让这些打工者的孩子们在城市里有学可上。这样他们的父母们会在城市里呆的更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也会更有出息。同时也能解决城市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谓一箭三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伍治坚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经济研究院孟昕教授的对话录音(中文),在喜马拉雅FM/蜻蜓FM/Itune Podcast中“伍治坚证据主义”节目栏下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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