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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动力机制转换 实现经济稳中向好

2017年04月19日 08:28:40 证券时报

  近年来,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阻止了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当前,经济增长稳在了周期性底部,经济运行中一些主要指标出现了积极变化,稳增长的内涵中向好因素明显增加了。但是,下一步经济增长中稳的基础还不牢固,向好动力还不足,需要通过更加精准的宏观政策和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

  一、经济运行中风险矛盾仍在积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深度转型时期,供需两侧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实质性缓解,一些关键领域旧的风险矛盾还未化解,新的矛盾问题又在积累。这些风险矛盾如同肠梗阻,直接影响经济从周期性下行向周期性上升转换。

  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是影响今后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前两月美欧日等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出现了回暖向好的趋向,但能否对中国今后外需增长带来正向影响尚需观察。一是美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通道,美元加息节奏可能加快,无疑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冲击,给我国汇率稳定带来压力,进一步加大了我国资本外流风险。同时,特朗普上台后,实行内向收敛和外交保守政策,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可能以平衡贸易逆差、非市场经济国家等名义,对我国出口加征关税,这给我国外需增长都会带来一定制约。二是英国脱欧、法国、德国和荷兰政府换届,欧洲政治、经济政策面临调整,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会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多渠道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三是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对我国的替代性竞争正在增强,他们正在利用劳动、土地、资源和政策等优势发展同中国一样的产业,生产与中国一样的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外需增长形成严重挑战。

  从内需看,内生结构性增长动力偏弱是影响经济回稳向好的关键因素。先看投资。前两月投资增速上升到8.9%,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27.3%)、国有控股企业投资(14.4%)带动的,而工业投资(3.8%)、民间投资(6.7%)缺乏增长动力。深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加快,主要是采矿业、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选业等上游产业投资大幅度增长所致,而民间投资增长反弹也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快速增长带动的。而反映实体经济的制造业投资(4.3%)并不快。同时,在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等措施高压下,房地产投资增速也比上年底有所回落,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将是一种收紧趋势。因此,依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国有企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带动总需求增长的局面难以支撑经济实现稳增长。只要制造业投资没有明显回升,民间投资不及时有效跟进,经济增长回稳向好将缺乏可持续性。

  再看消费。通过比较发现,今年1~2月我国消费增长速度(9.5%)下降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增长趋缓,既受收入增长因素影响,也受到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制约。自201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从2012年的9.5%下降到2016年的5.6%,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从10.7%下降到6.2%。收入增长率下降不但影响了居民当期消费,而且还降低了居民消费预期。同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也直接影响消费增长。社会收入分配向资本主体、向投资主体不断倾斜,挤压了消费空间;还有,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中低收入群体,明显有利于社会增加总储蓄,而不利于社会增加总消费。另外,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会引起预防性储蓄不正常增长,从而不利于消费增长。下半年,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科技进步等都可能直接影响就业,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只要居民收入增长率下行趋势不扭转,收入分配体制不进行大的改革,社会保障水平不明显提高,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难以出现转折性变化。

  从供给方面看,新旧动力转换不接续是影响经济回稳向好的制约性因素。1~2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比上年12月加快0.3个百分点,PMI也连续6月超过51%。正如前述,工业向好主要是基础设施带动,上游产业拉动,而下游产业受制于消费需求不振,增长并不明显。当前,工业在传统落后产能市场尚未出清条件下恢复增长的阻力还比较大,短期内新兴产业虽然增长较快,但难以完全抵补传统产业的萎缩效应。同时,长期以来在各级政府支持下,企业将过多的资本资源投向中低端产业,造成资本、技术、人才为中高端产业成长积累不足,后续发展动力不够。

  当前,影响新兴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各级政府行政性审批事项依然杂乱繁多,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二是买方、卖方垄断较多,造成市场竞争不公平,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被垄断侵蚀;三是收税收费偏多,但为社会提供服务偏少,主要问题是“取之于民,没有完全用之于民”。

  另外,金融风险在累积,结构性通胀隐忧在趋升,也是影响经济回稳向好不可小觑的因素。当前我国社会总杠杆率已经突破280%,处于金融风险高爆发窗口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20多个季度上升,企业债券违约现象明显增多,人民币汇率稳定压力加大;财政收入明显减收,而财政支出刚性增加,收支平衡风险增大。还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频波动,国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土地租金价格、人工工资薪酬等相关成本也在上升,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下游产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攀升。再者,去年9月份以来PPI和工业企业购进价格指数持续大幅度上扬,将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延伸,引起最终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是在货币供应量M1~M2增速剪刀差效应持续发酵情况下,货币资金从上游产业向下游产业、从资产性商品向消费性商品流动,还有可能导致经济长得慢、价格胀得快。

  二、加快推进改革力促经济稳中向好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完成了一个小周期,被稳定在周期性底部,要使经济走出底部,实现稳上加好,还必须驾驭和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化解经济运行中影响稳增长的基础性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经济向好的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中关键是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企投资的政策措施,包括减少或取消行政性审批事项,提高小微企业应纳税上限,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大幅度降低非税负担等,这些政策措施应尽快落地见效,以增加民企的信心和预期。同时,还要放宽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以及市政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民企在这些领域参与国企改革,从法律上明确和保障他们的投资权益。此外,要对公共投资政策做出战略性调整,首先调整公共投资政策安排,适当控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既为民间投资留下余地,也为社会消费腾挪空间;其次调整公共投资结构,压缩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大上”项目,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民生最需要的领域,比如加大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社保等领域投入,投向最需要的区域,比如强化跨边境、跨省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水电路气邮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为真正增加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创造良好条件;再次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效益,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杜绝跑冒滴露,促进公共投资效益最大化。

  (二)在扩大有效需求中关键是要把居民消费拉上去。当前,实现经济稳中向好居民消费是短板。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社会消费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向好途径。应该用体制机制改革的办法,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释放社会消费增长潜力,支持传统消费,拓展新兴消费。为此,要围绕我国居民当前“没钱消费、不敢消费和不愿消费”的问题,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可从三方面入手:

  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收入比重,降低资本收入比重,同时适当控制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应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快实施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为了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提高他们消费能力,政府还可以对中低收入阶层采取某些消费补贴或税前抵扣政策。比如城乡居民购买节能绿色家电、节能汽车予以财政补贴,对中低收入者子女中高等教育支出、购买首套住房等可采取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或税收返还政策。

  二要切实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社保、教育、住房等问题,适时适度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使社会保障真正发挥作用,以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从而降低社会的预防性储蓄,让中低收入群体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放心花钱。

  三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高收入群体提供优质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或服务。应引导社会资源向市场真正需要的产业流动,既要提高现有产品的供给质量,又要开发科技含量高、环保节能的新消费产品。

  (三)在结构转型中关键是要把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要实现稳中向好,核心是新动力的形成与成长。在这方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的思路是,在淘汰落后低端产能的同时,应避免产业转型中的空心化倾向。应抓住世界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提供的新机遇,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走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之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应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层面要支持一批支柱性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第二层面是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优势产品;第三层面是着力培育一批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还要用城乡联动、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引导发展资源向经济增长优势区集聚,培育一批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比如,以我国“两横三纵”空间布局为依托,南北向打造三个经济增长带,东西向打造两个经济增长带;同时,在“两横三纵”空间交叉点上,结合城市群培育,重点打造一批增长极。

  (四)在稳中向好进程中关键是要把金融风险降下来。面对金融市场形势新变化,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中性,调节货币供给规模和增长速度,正确处理控制总杠杆率与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关系,既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要促进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三农、小微企业流动。加强金融风险点、风险领域的监管和防控,支持企业债转股和开展股权融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推动金融机构搞好股权投资(投贷联动)改革试点,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促进股市健康发展,防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大幅波动风险,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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